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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 读到同老微博中怀念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一小段文字,顿时令我无比思念 我的导师杨祯钦教授。在鹿特丹的深夜里,回想18年前的硕士岁月,历历在目。?
?? 1994年,本科毕业那年,我报考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于沛老师的硕士研究 生。因政治成绩低于录取线,在两名考生中没有竞争优势。于老师选择了出身贫 寒的杨同学录。冶匦胪咴栋耸∏骷,那儿政治成绩可低5分。我联系了 云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和广西师大政治系马哲专业,为此咨询于沛老师。于老 师知道我喜爱的是史学理论,建议我去学哲学。?
?? 那时候的广西师大政治系,只有一个马哲硕士点,生源第一志愿基本来自区 内,但会接收大量调剂生。从生源质量而言,外省调剂生往往要强于区内考生。 在广西师大读硕士的同乡为我联系了杨老师。杨老师的马哲功底在系里算最好的, 但他80年代到英国做过访问学者后,主要致力于分析哲学研究。政治系在马哲 硕士点之下,开设了各式各样的方向,西方哲学方向也被安置在马哲的学科点之 下。在去桂林复试之前,我托朋友将本科的学年论文交到了杨老师手中,令杨老 师决意要优先录取我。虽说是调剂到桂林,心中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感受,但现在 回想,得多遇一位恩师,真是人生大幸。?
?? 复试两。怀”室,一场面试,几乎没有悬念。虽记不清楚被问过些什么 问题,但初见杨老师,他总是微微笑的面孔,令我彻底舒缓了紧张心情。?
?? 入:,本来我因政治成绩不过关到了广西师大,因读了马哲专业,政治课 可以免修。在面对一堆马哲专业课时,除了原理必修,其他名目的马哲课被杨老 师挡在外,对系里说他的学生由他自己来上课。杨老师在系里的权威,一言九鼎,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,明白这是一种保护。倒不是说马哲专业不好,而是广西师大 多数的哲学老师,多年下来,已经养成了发自内心的信奉我们后来所说的那一套 教条内容。?
?? 在我上一届,师门有三位师兄,其中江风扬为着弄明白80年代那些新奇文 论跑来学哲学。风扬师兄爱写诗,为此,杨老师特意为他讲授解构主义大师德里 达的思想(1993年秋),那时国内西方文论界正开始介绍德里达。能够在这样一 所亚搏网站有保障专门开设德里达研究方面的课程,在全国也是比较早了。轮到1994年秋 的我上课,杨老师知道我终究还是立志研究史学理论,特意为我开设了三门课: 一是他拿手的英美分析哲学、二是解释学、三是价值哲学。?
?? 在广西师大,我一共读了四个学期,前三个学期,每学期都有杨老师的课程。 因为课程是围绕我开的,另有同学王利红、伍家友,几乎就成了陪我读书,让我 非常过意不去。杨老师常做些翻译,也出过一本印量不多的译著,给《哲学译丛》 译过文章,因此非常在意用外文文献给我们做教材。价值哲学课程几乎就是一学 期下来,三位同学译完一本英文版《价值学导论》,每周忙着翻译拿去课堂讲解 讨论。我的翻译训练便是从这时开始。杨老师上课认真,虽然解释学、价值哲学 并非他长项,但他善于利用自己从英国带回来的数种国外教材,为我提供更多背 景信息,提醒我注意未来的史学理论研究,哪些问题或有哲学讨论了。在分析哲 学课上,从罗素到石里克,从维特根斯坦到奎因,从罗蒂到普特南等等,杨老师 如数家珍。他对于分析哲学一些近似术语的细微差异,均能详细分析、例证说明, 这正是想培养我对于学术术语的敏感性。这些就算我后来从广西出来,也觉得很
难遇上有如此丰富知识的老师,关键之关键,一切课程均围绕我的未来研究兴趣 展开,而且为这个兴趣在做着跨学科的准备。?
?? 跟着江风扬,我也开始了解一些现象学和解构主义,这些与解释学都有密切 关联。我们找来伽达默尔《真理与方法》的英文本,看过一段便跑去杨老师家讨 论。那是桂林民族师范亚搏网站有保障一栋宿舍楼的一楼,光线不亮,但讨论很投入。依稀 记得的,仍然是杨老师的微微笑容,他总是耐心听我们讲完自己的心得体会,然 后提醒我们还要注意的问题,或者哪些问题还有谁谁谁在哪里讨论过。1995年, 江风扬考入复旦哲学系,师从俞吾金教授攻读西方哲学,后来博士论文便做的德 里达研究。在他离校前,杨老师出资为风扬师兄印制了他的诗集《别处》,虽然 只是自印的小本子,但却体现了杨老师对学生兴趣的关注、对学生内心的关爱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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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?我很享受和杨老师在一起的时光,那两年里,学习是一种真正的快乐, 夜以 继日,充满了激情。不过,我也想着尽早离开广西,因为除了从图书馆、系资料 室及杨老师那儿可以借到少量书外,桂林的新华书店中,两年里我也只买到一本 真正的学术书,即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,除此之外,印象中再找不着一本值 得买的书,或者可称为是学术的作品了。杨老师支持我提前攻博,为我提供各种 便利。?
?? 1996年春,我通过了复旦历史系的博士入学考试,之后提交硕士论文答辩。 我的硕士论文写了一个硕大的主题《历史与人——一种新历史观的纲要》,真是 初生牛犊不畏虎。后来我带硕士、博士生的时候和学生谈起,如果你们写这样一 个主题,我可能都不答应。其实我也一度回想时觉得奇怪,杨老师是怎么能够接 受我写这样一个题的。思来想去,还应该是杨老师对我的理解和宽容。他能够明 白你的心境和抱负。这个主题以否认历史客观性为开篇,以表明历史是人的存在 本身为论点,导向对于人性中宽容与爱的追求。可是我现在反而拘谨了,竟不敢 让学生做如此大胆的思考。有时自问,何时能够具备杨老师的这种宽容之心。?
?? 这篇硕士论文提交答辩。临近答辩的前三天,五位评委教授,有四位准备否 决论文,只有王祥俊教授是持赞成态度。其中吴教授、刘教授认为,如果这篇论 文放过去,未来陈新会出去闯祸的。吴教授、刘教授的确是真心的关心,也是真 心的不同意通过,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经历过太多的政治斗争,不愿看 到自己的学生未来被划入犯政治错误之列。我隐隐感觉到,以吴教授和刘教授们 的善良,他们还是会放我通过,我实则以自己的年少自负,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。 答辩的前一天,杨老师召集五位评委,在广西师大政治系(位于靖江王城一幢两 层小楼中)的小会议室,从下午2点到5点,舌战群儒,为他们解释我的论文 立意、逻辑、论据,以及国外研究的进展。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而且是 为自己的学生。我在门外焦急地等待,当杨老师第一个出来时,只说了一句话, “可以了,明天答辩吧!”接着,吴教授等人出来了,说:“我们不是想为难你, 是为了你好,不愿让你犯政治错误。既然你已经考上复旦,那还是让你通过。不 过你以后在上海,要注意一点,别让我们担心。”第二天,我的答辩在10分钟 内完成了,大家已经用不着提问,只让我做完陈述,便签字结束。?
?? 杨老师再次找我谈话,还为我解释:“这事不怪你,你走自己的路就可以, 学术环境会变的,广西这个地方偏,太过保守了。”我“顺利”地毕业了,临行 前,杨老师一定要送我到桂林火车站,师生恋恋不舍,不禁让我流下眼泪。当时 有余章宝同学(现厦门大学教授)是吴教授门下,他亦考入复旦哲学系余源培教 授门下攻博。吴教授语重心长地交待余章宝:“你以后在复旦大学要多帮帮陈新, 多提醒他,不要让他犯错误。”吴教授的心善,真有令我哭笑不得的感觉。但这
也是我喜爱桂林的原因之一,杨老师与吴教授,都是一种对学生真诚的爱,令人 铭记在心。?
?? 1998年秋,我在复旦历史系攻博已经是三年级了,现外哲学学会那年由中 国社会科亚搏网站有保障哲学所张文杰老师组织,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全国第一届历史哲学 会议。杨老师作为学会成员,将会议通知寄给我,并特别写信嘱咐我要参加此会, 并告知专门打过电话给张文杰老师,请他准许我这位历史系的研究生参加会议。 那次会对我而言,就像是人生的一次转折,结识了多数现在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 的朋友,如鲁旭东、彭刚、周建漳等等,尤其是和张文杰教授建立起类似师生的 关系。这种收获,也令我感激杨老师,是他一直关心学生的发展,时时留意为学 生创造机会。在我每次说起感谢杨老师的教诲时,他都要说,“这是你们自己努 力的结果,我没做什么。”其实我们几位师兄弟都明白,没有杨老师那种特殊的 教育,我们很难如此顺利。上一届有江风扬,在我下一届,师弟李绍猛考入北京 大学哲学系攻读分析哲学专业博士。连续三届学生考入名校,在90年代中期的 广西师大,也是绝无仅有。?
?? 在我博士毕业之后,我再次选择了中国社会科亚搏网站有保障世界历史所,在于沛教授 那里从事博士后研究。我和杨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不断向他汇报从中国社科 院哲学所不少老师和同仁那儿获得的帮助,尤其是张文杰老师提供的帮助。杨老 师每次都鼓励我。有一段时间,我没法联系上杨老师,打听之下,才知道老师不 幸患了癌症住院了。第一次治疗后,病情稍稍稳定下来,杨老师还比较乐观,让 我们不用担心,并说起想找点东西翻译。我迅速和彭刚兄说起此事,从刘东老师 主编的丛书里,挑了一本《伯林谈话录》([伊朗]拉明·贾汉贝格鲁著,杨祯钦译: 《伯林谈话录》,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)寄给杨老师。带着。罾鲜ν瓿闪朔 译,不久病情复发恶化,2001年5月1日,杨老师来不及看到书出版,驾鹤西 去。?
??还有一件小事,一直令我念起而悲伤。2001年3月间,得知杨老师病情再 次恶化,我去桂林看望他。杨老师见我进入病房,一定要坐起,斜靠在病床上, 说:“叫你不要来,让你看到我这个样子。”我不想让他感觉我的悲伤,强装笑容, 和他聊起我在北京的生活和经历,学术上的想法,以及北京几位老师对我的关照。 知道我近况颇佳,杨老师很高兴,但由于疼痛的原因,他的微微笑容,已经不是 那么自然了。那次在桂林停留了两天,去和杨老师告别时,心中已经知道可能是 最后的离别了。师母刘老师和杨公子杨凡也在病房中,杨老师嘱咐杨凡:“小陈 喜欢吃桂林米粉,你领他去吃桂林米粉,代我送送他。”告别,离开病房时,我 不敢回头再望一眼,实在担心让他看到我的泪水。我和杨凡一路去米粉店的路上, 我都沉默着,再任由杨凡为我准备一大碗米粉,埋头吃完。?
?? 2001年5月2日,我得知杨老师噩耗,那时我正在写作要参加5月16日南京大学 “二十世纪的历史学:回顾与展望”学术研讨会的论文《记忆与历史思维》,出发前, 我在打印的论文下写道:“2001年5月2日,写作此文时,闻悉我的导师 广西师范大学杨祯钦教授逝世,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导师,纪念他在为人、为学 上以宽容精神给我的示范。”?
?? 离开杨老师11年,今年5月11日晚,突然深深地思念起杨老师,12日一 早,便飞往南宁,到杨老师坟前祭扫。杨凡引我到墓前,磕头拜过,看着那一方 小小墓碑,上面镌刻下人性中最美的一面——宽容。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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